美藥價外交驚爆「抽成條款」：Pfizer海外漲價，美政府也分紅？

・ 2026 年 09 月 21 日

美國衛生部門與Pfizer簽下罕見「最惠國」合約，未來Pfizer若在海外調高藥價，部分新增收入將回流美國政府，引發藥價外交與病患權益新爭議；同時，Meta旗下Facebook、Instagram再度出現短暫大規模當機，凸顯全球數位依賴與監管壓力升溫。

美國藥價長期偏高，民眾怨聲載道，如今曝光的一紙合約，讓美國政府在「壓低國內藥價」與「海外漲價分紅」之間的微妙平衡浮上檯面。根據消費者維權組織Public Citizen在取得並公布的文件，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(HHS)與Pfizer(PFE)簽署的「最惠國（Most Favored Nation）」合約顯示，若Pfizer未來能在海外市場提高藥品售價，淨新增收入的一部分將與HHS分成，等於政府在國際藥價上「有權抽成」。

這份合約是在Public Citizen透過《資訊自由法》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）訴訟後才得以曝光，文件同時提及Pfizer與Eli Lilly & Co.（禮來公司，Eli Lilly & Co.）的相關合約內容，不過其餘逾二十份類似協議仍屬保密狀態，僅由彭博（Bloomberg News）揭露部分脈絡。根據目前公開資訊，Pfizer同意將海外藥價調漲後的「淨增加收入」按一定比例回饋給HHS，適用範圍包括已經上市的藥品，合約期間自2026年1月1日生效，至2029年1月20日截止，細部分潤比例、適用藥項與技術細節則被塗黑遮蔽，未對外公開。

白宮發言人Kush Desai在聲明中強調，這並非單向壓低藥價，而是重新分配全球創新成本。他表示，前總統Trump（唐納德．川普，Donald Trump）早已表明，美國不應再獨自承擔全球醫藥創新的資金壓力，「外國藥價將會提高，而美國病患不會再單獨承受成本」。Desai強調，這些「外國收入條款」是為了確保海外漲價帶來的增量收入可以造福美國病患，而非只讓藥廠獲利。換言之，政策邏輯是：美國國內要壓低或穩定藥價，缺口則由海外市場補上，政府透過分潤機制回收部分資源，用於減輕美國患者負擔。

然而，這樣的「藥價外交」設計，也立刻引發多方質疑。批評者指出，當美國政府成為藥廠海外漲價的「利益分享者」，可能弱化其在國際醫藥談判中的道德立場。過去，美國常批評他國利用管制壓低藥價，享受美國研發成果卻付較低成本，如今政策轉向，鼓勵海外藥價上升，等同要求其他國家病患與健保體系替美國民眾「分攤」研發費用。對歐洲與亞太多國而言，未來若被要求接受更高美製藥品價格，勢必增加公共醫療預算壓力，也可能迫使政府重新檢討用藥範圍或給付標準。

此外，合約大量關鍵內容遭塗黑，透明度不足亦成爭議核心。Public Citizen認為，這些協議關乎全球藥價與公共財政，理應接受民主監督；而目前僅知與Pfizer、Eli Lilly & Co.存在類似安排，其餘二十多份合約的具體條件仍被政府與藥廠共同保密。學界與醫改團體擔心，在資訊不完整情況下，難以評估這些「最惠國合約」是否真的能降低美國病患負擔，或只是將壓力轉嫁給其他國家，並讓藥廠與政府共享新的利潤來源。

從產業角度來看，這種機制可能改變大型藥廠的全球定價策略。過去，跨國藥企往往依據各國支付能力與監管環境進行差異化定價，部分市場藥價較低，以換取較容易的准入或較大銷量。如今，若海外漲價不僅能提高營收，還能讓藥廠在政治壓力下獲得美政府默契支持，將提高它們在國際談判桌上的底氣。但風險在於，部分國家可能反擊，透過更嚴格的價格管制、加速引進學名藥或本土生產，來抵消高價壓力，長期可能促使全球創新藥更難取得市場批准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這類「共享海外漲價收益」的安排，也凸顯美國內部醫改困境。若美政府要真正降低國內藥價，除了壓低藥廠在美售價、透過Medicare談判價格等傳統手段，還必須面對產業強烈反彈。透過「海外漲價補差額」模式，看似是在現有政治現實下尋找折衷：藥廠接受部分收益重新分配，美國病患可望減輕負擔，而真正付出代價的是海外市場。不過，這種「輸出藥價壓力」的做法，在全球公共衛生與醫療正義的觀點下，勢必遭到國際批評與道德質疑。

與此同時，另一邊科技領域也呈現高度依賴與風險。Meta Platforms(META)旗下Facebook與Instagram在9月20日晚間於美國發生短暫服務中斷，Downdetector顯示，Facebook高峰期一度有逾1.7萬件使用者回報無法使用，Instagram也超過5千件。約在晚間10時左右，回報數量快速下降，顯示服務已大致恢復。隔天，新加坡、菲律賓、澳洲及墨西哥等地亦有用戶在21日陸續回報連線問題。Meta未對外即時說明原因，而Downdetector也提醒，回報數並非實際受影響人數，只是反映用戶主動回報的規模。

這次當機事件並非孤例，今年7月Meta服務就曾出現類似中斷。對全球用戶而言，短暫斷線已足以造成溝通中斷、商務運作受阻，也讓外界再度思考，社群平台作為資訊基礎設施的角色日益關鍵。雖然此次事件與藥價政策並非直接相關，卻同樣點出一個共同課題：無論是醫療創新成本的全球分攤，還是數位基礎建設的穩定與監管，都正在重新改寫政府、跨國企業與民眾之間的權力與責任分配。

展望未來，Pfizer與HHS的「最惠國」合約可能成為其他藥廠與政府談判的新模板，也可能被國際視為藥價壓力外溢的前兆。各國是否會接受美製藥品在當地大幅漲價，抑或選擇轉向替代療法與本地研發，仍有待觀察。同樣地，Meta平台的接連中斷，也將持續加深監管機構對大型科技公司的關注，要求其在維運穩定與資訊透明上承擔更多責任。無論是藥價或數位服務，最終問題都回到一點：全球化帶來的便利與創新，成本究竟由誰買單、風險由誰承擔，各國社會恐怕都得面對這場新的分配辯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