亞洲政府殺手級約會APP上線:國家當紅娘,能救得了崩壞生育率嗎?

新加坡、日本、南韓紛紛推出官方婚戀平台,用演算法、身分驗證與補貼當紅娘,試圖逆轉全球最低等級的生育率。然而在高房價、育兒成本與工作壓力下,國家級相親究竟是解方,還是只是一場政治姿態?

在少子化壓力步步進逼之下,亞洲政府正走向一條曾經被視為「不可思議」的路線:親自下場當紅娘。新加坡最新推出的官方交友平台「FirstDate」,不只由政府技術單位操刀建置,更採用演算法撮合公務員之間的戀情,一時間在社群上掀起熱議,不少網友直言「像科幻電影裡的國家配偶制」,甚至以「state-assigned spouses(國家配偶)」嘲諷這種介入個人情感生活的作法。

這股「國家級相親潮」並非新加坡孤例,而是橫跨東亞的政策現象。根據官方數據,南韓總生育率僅0.80、新加坡0.87、日本1.14——全部遠低於維持人口不凋所需的2.1,更是全球最低行列。面對人口快速老化、勞動力萎縮、長期財政與社福負擔壓力,日本東京都政府在2024年推出AI交友平台「Tokyo Enmusubi」,南韓首爾市則打造「Seoulting」婚戀服務,三地不約而同選擇從「撮合戀愛與婚姻」著手,企圖先解決「不結婚、不交往」的最前端問題。

新加坡的「FirstDate」目前鎖定21至35歲的公務員族群,參與者必須使用新加坡國民數位身分系統「Singpass」註冊,政府會直接比對官方資料,確認身分、年齡與婚姻狀態。換言之,和一般商業交友APP相比,這是一個「政府實名認證的交友池」,至少在避免已婚人士或假帳號等問題上有先天優勢。不過代價也相當明確:參與者必須把個人資料與戀愛偏好交到政府手上,讓「國家」比任何交友平台更了解自己的情感面貌,隱私疑慮自然成為外界首先質疑的焦點。

首爾的「Seoulting」同樣強調身分與條件審核,申請者須提供居住首爾的證明、單身證明,以及就業或經濟活動文件,包括任職證明、營業登記或所得資料等。東京的「Tokyo Enmusubi」更進一步要求線上訪談,並檢附收入與單身證明,建立一個在經濟與婚姻狀態上相對透明的交友環境。支持者認為,在仿冒帳號、假照片與「詐騙情人」頻仍的年代,政府的審核機制反而提供了一層安全防護;但反對者則憂心,這可能開啟國家對公民私生活更深度的監控先例。

與商業交友平台不同,這些官方APP的商業模式幾乎完全排除營利誘因。以新加坡為例,政府技術機構GovTech表示,「FirstDate」不提供訂閱或付費功能,並承諾不會將用戶資料商業化。平台每個配對周期只呈現一位對象,雙方有72小時決定是否深入互動。新加坡管理大學心理學教授Norman Li指出,多數交友APP為了提高「黏著度」,會提供大量選擇,卻造成所謂的「選擇癱瘓」,使用者在無限滑動中愈來愈難真正投入任何一段關係;官方平台反而藉由「限量配對」,逼使用者更認真看待每一次介紹。

在配對技術上,新加坡選用的是學界熟悉的「Gale-Shapley穩定婚姻演算法」,依照雙方在問卷中填寫的條件與偏好,計算出一組在數學上「穩定」的配對組合。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Teo Chung Piaw提醒,演算法的品質取決於輸入的偏好是否真實,問卷所呈現的只是「陳述性偏好」,但人們在實際選擇對象時,往往會展現不同的「揭露性偏好」,例如嘴上說喜歡某種性格,實際卻被完全不同類型吸引。傳統交友APP透過觀察使用者瀏覽、點選、拒絕等行為來推估這種揭露性偏好;官方平台目前多以問卷為主,如何縮小「理想敘述」與「真實吸引力」的落差,仍是關鍵未解課題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這套演算法並非政府獨家秘方,商業交友平台「Hinge」早在2018年就以修改版用於「Most Compatible」推薦功能;而「Coffee Meets Bagel」全球執行長Shn Juay更表示,對政府婚戀服務「不視為競爭,而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」。從產業角度看,官方平台並未企圖取代市場上的「Match Group(MTCH)」等大型交友服務商,而較像是補強公共政策的另一工具,尤其瞄準願意信任政府、但對商業平台存疑的一群人。

國家級紅娘並非新加坡新發明。早在1984年,新加坡政府就成立「Social Development Unit」(社會發展組),透過聯誼與活動鼓勵高學歷單身者交往結婚。如今在生育率跌至新低之際,新加坡再度加碼婚戀政策,同時從金錢與制度層面補強,8月起擴大家庭津貼與育兒支援,意圖減輕養育成本,被視為在婚戀之外,正面對少子化背後的結構性壓力。

然而,國際組織OECD對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生育趨勢的檢視顯示,決定是否生小孩的關鍵遠不只「有沒有對象」。高房價與育兒支出、就業與收入的不穩定、職場與家庭難以兼顧,以及對婚姻、生育與性別角色的社會態度轉變,均是核心障礙。Norman Li直言,即便官方撮合能催生更多情侶與婚姻,要「完全扭轉少子化並永久修正問題」,他持相當悲觀態度,認為戀愛只是整個人口政策拼圖中的一塊,而非解方本身。

儘管如此,東京與首爾稍早的運作成果,仍為支持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信心。到8月底為止,「Tokyo Enmusubi」已有約17,000名註冊會員,東京都公布數據顯示,平台已促成835對進入「認真交往」的伴侶,以及316段正式婚姻。首爾的「Seoulting」前五場媒合活動共吸引13,854件申請,促成126對雙方互選配對,首對公開的「Seoulting情侶」更預計在今年12月步入禮堂。首爾市政府也提供後續約會抵用券,搭配城市節慶活動與線上線下社群,試圖讓這些新生伴侶在制度扶持下走得更久。

從政策視角來看,亞洲政府顯然已意識到,單靠金錢補貼不足以扭轉個人對婚姻與生育的根本態度,因而選擇從「情感基礎建設」下手,打造可信的婚戀場域,尤其鎖定公務員與本地青年,希望在受教育程度高、收入相對穩定的族群中先創造「示範效果」。但批評者擔心,這種作法容易忽視低收入族群、非典型勞動者與不願結婚的個人選擇,也難以觸及真正壓迫年輕人的房市與勞動結構問題。

展望未來,新加坡的「FirstDate」目前仍處於試行階段,申請於10月5日截止,尚未宣布是否與何時擴大至一般民眾。東京與首爾則持續優化各自平台,並觀察婚姻與生育數字是否在數年後出現明顯變化。國家是否應介入公民的感情生活,從自由權利到隱私保護皆存重大爭議;但在人口崩跌已不再是預言、而是眼前現實的年代,政府親自扮演紅娘的「非常手段」,恐怕只會在更多國家被複製。真正的難題是:當演算法與補貼都已用上,政府是否敢面對最核心、也最難動搖的現實——年輕世代對未來的信心,才是生育率的最後關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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