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政府債務正式突破40兆美元，利息支出飆升、國債殖利率衝高；白宮與聯準會在降息與通膨間角力，財政部同時推動限制移民可領的可退稅抵減，從國債市場到低收入家庭的錢包，全民為財政紀律付出代價。
美國聯邦政府債務本週正式跨越40.05兆美元，再創歷史新高，距離30兆僅約四年半，可說是一路「油門踩到底」。在疫情後財政刺激與結構性赤字雙重壓力下，公共部門持有的債務規模幾乎已逼近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100%，為金融市場與納稅人敲響長期警鐘。
從財政數據看，2024會計年度到7月底為止，美國累計赤字已接近1.8兆美元，甚至高於去年同期。光是7月單月就出現4323億美元缺口，創下自2021年3月以來最大月度赤字。十年前，美國總債務僅約19.4兆美元，如今翻倍成長，凸顯赤字早已不是短期景氣對策，而是長期結構性問題。
在這樣的財政背景下，債市迅速做出反應。財政部近期宣布，將擴大長天期國債的回購規模，以穩定殖利率曲線長端。然而，自今年6月底以來，美國國債殖利率已飆升至金融海嘯前少見水準。與2008年聯準會（Federal Reserve, Fed）大幅降息、並透過量化寬鬆壓低利率的年代不同，如今市場對於通膨、財政可持續性，以及企業為人工智慧(AI)投資大舉發債的疑慮，正共同推高所謂的「期限溢酬」。
利率上升直接反映在聯邦政府的利息帳單上。今年截至目前，光是債務利息支出就接近1.2兆美元，成為僅次於社會安全（Social Security）與聯邦醫療保險（Medicare）的第三大支出項目，且還在持續攀升。換言之，美國納稅人繳的稅，有越來越大一塊是拿去付舊債利息，而不是投資未來。
面對攀升的利率與利息支出，白宮與Fed之間的政策摩擦也逐漸浮上檯面。總統Donald Trump再度公開向Fed施壓，聲稱即便經濟數據良好，央行也應加快降息腳步，以降低近40兆美元債務的融資成本。他指控現任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（FOMC）成員出於「政治考量」而偏好較高利率，並抱怨「現在數據越好，利率反而越高」，與他記憶中25年前的情況「完全相反」。
然而事實上，Fed近三年已連續兩年各降息三次，只是降幅並未滿足白宮期待。7月會議紀錄顯示，多數官員認為若通膨未明顯回落，仍不排除維持較高利率一段時間。雖然近期通膨數據略有改善，但距離2%的官方目標仍有差距，而第二季實質經濟成長也僅年化1.5%，低於第一季的2.1%。在抗通膨與避免景氣失速的拉鋸中，Fed選擇暫緩更激進的寬鬆步調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華府為了「財政紀律」與「把美國人放第一」，也把眼光轉向稅收支出。財政部與國稅局(IRS)日前提出新規，準備限制某些移民取得四項可退稅抵減的資格，包括領養稅額減免（adoption tax credit）、兒童稅額減免（child tax credit）、美國機會稅額減免（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）與勞動所得稅額減免（earned income tax credit）。
新規核心在於，將上述稅額減免中的「可退稅部分」正式界定為聯邦公共福利（federal public benefits）。一旦定性為公共福利，許多雖擁有社會安全號碼、並依法獲准在美工作，但仍屬於庇護申請人（asylum applicants）、臨時保護身分（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, TPS）持有人與「童年入境暫緩遣返」（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, DACA）受益人等非公民族群，將喪失領取這些退稅現金的資格。
根據Urban-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研究人員估算，受影響人口恐從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。以皮尤研究中心（Pew Research Center）統計，2023年美國就有約260萬庇護申請人、65萬TPS持有人與60萬名DACA受益人。由於這些族群多為低收入戶，原本仰賴可退稅抵減將稅負降為負數、換取現金退稅，新規一旦定案，等於直接削弱其生活安全網。
儘管新規仍有45天公眾意見期，且最終實施時間點尚待確認，但其方向已與共和黨推動的更廣泛福利收緊政策一致。布魯金斯學會（Brookings Institution）專家指出，去年由Trump簽署的「大而美」法案，已經收緊Medicaid、Medicare、平價醫療法（Affordable Care Act）保費稅額減免、兒童稅額減免與糧食券(SNAP)等福利的移民適格門檻，此次針對可退稅稅額減免，可視為同一路線的延伸。
支持者主張，限制非公民領取退稅現金，可「保護稅制完整性」，並為減少赤字貢獻一份力量；但反對者則警告，這將把財政緊縮壓力集中丟給最弱勢族群，實質效果恐有限，卻可能加劇社會撕裂。尤其在利息成本爆炸、國債殖利率高企的情況下，這類針對低收入移民的微調，對整體財政結構的改善恐怕只是九牛一毛。
綜合來看，美國目前正同時面對三重壓力：一是債務規模失控、利息支出占比不斷擴大；二是貨幣政策在通膨與成長間左右為難；三是藉由稅制與福利收緊，將財政調整成本向特定族群轉嫁。未來關鍵在於，政治體系能否就稅收改革、支出優先順序與中長期債務上限，建立跨黨派共識，否則在利率高檔、債市愈發敏感的環境下，美國財政信用的考驗才正要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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